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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名作家谈中国作协成立70周年:总有一种回家的感觉

2019-08-02

知名作家谈中国作协成立70周年:总有一种回家的感觉

艾克拜尔·米吉提:见证影视文学的全面发展2008年6月,我兼任《中国作家》主编。 到任伊始,时任副主编萧立军对我说:艾克,咱们刊物其实应该再办一个影视版。 这话我听进去了,也记在心里。 我当时对他说,先不要急于做此事,等我熟悉了情况,明年可以先做一期增刊试一试,如果可行,从2010年开始做影视版也来得及。

《中国作家》由冯牧同志1985年创办时的双月刊,到2000年改为月刊,再到2006年增为半月刊,上半月文学版,下半月纪实版,已经是当时国内容量最大的文学刊物了。

我刚接任主编,总得要有一个调查研究和熟悉的过程,之后再根据读者需求、社会和市场两个效益做决策才是。 李星:建国路七十一号西安市东门里与有名的“张学良公馆”相邻的一条坐东朝西的深深院落,原来是爱国将领高桂滋的公馆,将军离世后,先为中苏友协,后为陕西省作家协会的办公之地。

我知道它,是因为柯仲平、柳青、杜鹏程、王汶石等知名作家和《延河》文学编辑部。

1976年,陕西作协恢复工作后,我也从东木头市的陕西省文艺创作研究室迁移到这里的《延河》编辑部,当了一名文学编辑,直到2005年底退休。

欧阳黔森:总有一种回家的感觉我加入中国作协已经有20年了,与德高望重的老会员们比算一下,我算是不老也不年轻。 想起第一次参加作代会时的情景,仿佛历历在目。 那是2001年12月,中国作协第六次代表大会,地点是在北京丰台。

大会选举了巴金继续担任主席。 2006年,中国作协第七次代表大会上,我当选为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。

至今,也是三届全委,在“60后”的作家中也勉强算是“资深”吧。 张之路:我心中的中国作协上世纪50年代,我上小学。 有一天,一个小朋友到我家来玩。 我问她家里是做什么的。

她说她爸爸在中国作协上班。

我很奇怪地问:“做鞋?做什么鞋?”大家都笑了。

小朋友告诉我:“不是做鞋,是作家协会。

是许多作家聚会的地方。 ”我愣了,我第一次听到中国作家协会这个名字。 邵丽:感恩生命中的遇见大约是2000年左右,我在杂志上连续发了几个中短篇小说,引起了一点小小的关注。 那时候年轻,对文学上的事情还不甚懂,再加之面皮薄,参加什么活动都是被动的、懵懵懂懂的,常常会开完了,人还没认识几个。 记不起是哪位老师提醒我说,你可以申请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了。 当时我还特别忐忑,写这么几个小东西,就可以成为中国作协会员了?犹疑再三,最后还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填了表,整个过程都忘记了,反正也没抱太大希望。 那一年河南有7人获批加入中国作协,其中就有我。 得到消息,真有范进中举般的心情,打问了半天,最后才确认自己真的是中国作协会员了。 李霄明:民族文学的一次飞跃几十年来,《民族文学》杂志有过值得骄傲的高峰,也有过荆棘的低谷,总而言之,经过两代人的努力和付出,才有了今天一本变成六本的现实。

从1980年夏《民族文学》组建到1981年创刊,这本杂志伴随着国家经济改革文学复兴的大潮,一路走来,它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全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和壮大。 2009年《民族文学》蒙古、藏、维吾尔母语版的创刊是《民族文学》创刊以来的又一次飞跃。

它的意义不仅仅是文学上的或是语言上的,它更是党和国家意志的体现。

蒋胜男:愿为文学静守孤灯我的阅读非常驳杂,任何题材、任何类型的书,只要喜欢我都会去读。 与所有创业故事中所叙述的“找不到一个心目中的产品,所以只能自己动手去做”一样,我的创作生涯也始于积累了一定的阅读量后,再也找不到一本心目中理想的书,那么不如自己开始创作。

很多人也都会有这样的驱动力,去探索、去问一问为什么?而当你有亟待抒发的创作欲望,有想要表达并不吐不快的感觉时,就是下笔的最好契机了。

王跃文:结缘文学三十年上世纪80年代中期,我在老家溆浦工作。 当时县里的文学氛围很浓厚,舒新宇、何先培、向继东诸君皆是溆浦文坛的风云人物。

1989年8月8日,我在《湖南日报》发表了散文《书房小记》。

不足千字的短文,居然被县里的文友们传诵,这是我没有想到的。

记得那天参加一个小会,继东正好坐在我旁边,他说:读了你的《书房小记》,真好!我含糊着谦虚几句。 我同继东原不太熟,似乎那是我同他第一次说话。 他当时在编史志,我早闻其名并暗自敬佩。